有人认为彭德怀晚年的悲剧是由他倔强的性格造成的，侄女彭钢对此表示很不同意
把彭德怀晚年的苦，说成“性格太倔”，听着省事，也容易让人把话题放下。彭钢偏偏不愿这样看。
她见过伯伯的日常，不是传闻里的火爆脾气，而是一套硬邦邦的分寸：公家的钱不能碰，亲属的便宜不能占，干部的特殊不能开口子。
他当然犟，可犟得很少是为了自己舒服。
那块表，彭钢记得清楚。彭德怀出访民主德国时，身边工作人员想着给她带块手表。伯伯答应了，只提一个条件，最便宜，能看时间就行。
工作人员回来时带了两块表、一辆自行车。彭德怀脸沉下去。自行车没留给家里，指定给公务员小何，说出去办事多骑车，少动汽车。再看手表发票，他又嫌贵，催着换。人家说换不了，还问他何必小气。他没顺着玩笑往下接，只说国家刚建设，到处等着花钱。
彭钢拿到的表没有秒针，贴在耳边，才听见里头细细的走声。
他对亲属就是这样，把热心压得很低，怕火星子溅到公家账本上。
住进中南海永福堂后，房子不宽裕，门窗掉漆，天棚一角漏雨，下雨就湿一大片。
侄儿侄女来了，只能打地铺。后来左权的女儿也住进来，屋里更挤。后勤想给他添两间房，他不肯。彭德怀夫妇盘算过盖两间小平房，算下来要一千多元。
他听了立刻摆手，说这能买一万多斤小米，是多少农民刨出来的。旧窗帘布有人想换，他瞪起眼，老百姓拿这样的布做衣裳，还能穿许多年。
这股“抠门”，只看一面就容易误会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一支部队反“扫荡”缴获二百多两黄金，年轻人围着看稀奇，有人想着买枪炮，有人想着买粮肉。彭德怀也笑，说，买几门炮，把敌人早些打回去，再买些白面、大米、猪肉，让小伙子们吃得壮壮的。
话说得热，手却收得稳。金子不能乱花，要放到革命最吃紧的地方。
后来王政柱回延安学习，彭德怀把这袋黄金交给他，嘱咐带给党中央。王政柱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延安。那袋金子离开前线，带走的不是富余，是一名将领从艰苦里挤出的轻重缓急。
彭德怀骂干部也出了名。1933年到1934年前后，杨尚昆到红三军团任政委，跟他下连队吃饭，按规定能加一个菜，可只要彭德怀在，菜就加不成。
谁给他加，谁挨批。黄克诚看得透，说他骂人像问好，骂错了也认。话糙，却有意思。彭德怀不是不懂人情，他怕的是干部一旦觉得自己该特殊，就会慢慢离群众远。
战争年代，指挥员有匹好马很要紧，可他的马不到走不动不许换。朝鲜战场回来，按条件该换新车，他仍坐旧车。好东西多得很，不能看见好的就往自己跟前扒拉。
1955年到烟台视察，招待所出于敬重，在房里摆了水果、香烟、奶糖。
彭德怀进门一看，火气上来，却没有劈头就骂。他请来所长和管理员，先道谢，再问招待费怎么花。听说还有不少，他就把话挑明：首长工资高，再白吃白拿，老百姓会怎么想？主人自己天天像客人一样吃喝，这个家还能当好吗？1956年夏天，他到北海公园，发现园子因为接待他而关门，转身就走。旁人觉得这是礼遇，他眼里却是危险的隔墙，墙一立，干部就容易看不见群众的脸。
钱往哪里去，也能看清这个人。
1938年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给他和朱德各四百大洋，他把自己的那份分成两份，托徐特立送给黄公略、陈毅安两位烈士的夫人。再往前，平江起义时，他把旧军队多年攒下的三万多元，加上在县城筹来的三万多元，合成七万元，全投进起义经费。
家里呢，每年拿到不足二百元，仍是下中农日子。亲人来看他，带得出手的，也不过两斤家乡茶叶。说不心疼家人是假话；可他把更重的那头压在革命和烈士遗属那边。
家乡缺水，他也一直记着。湘潭乌石寨彭家围子一带，乡亲喝水得跑远路挑。
1957年各地修水利，他写信建议在乌石峰下楠木冲修水库，那里留着他小时候砍柴、放牛的脚印。1958年冬回乡，他听完公社和大队干部汇报，拿出五百元。
1961年再去看水库，又建议加高加宽坝基，还说库里可以养鱼，接着掏三百元买鱼苗。他想回去当农民，每年给生产队出工一百天，没做到，就从1962年到1964年每年寄一百元。后来去了三线，又被卷进风浪，款断了。恢复名誉后，浦安修按他的遗愿补上一千元，像替他把那本乡情账轻轻合上。
彭德怀1898年生在湖南湘潭贫苦人家，砍柴、放牛、做工的日子，早让他知道一粒米、一寸布有多沉。1954年他任国防部长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，地位越高，越把自己往窄处放。
有人说他太倔，话也不是全错。可彭钢不同意把晚年悲剧归到这两个字上。倔若只是脾气，早晚会散；他这股硬，是几十年拿钱、拿饭、拿房子、拿亲情一点点试出来的。那块没有秒针的旧表还在记忆里走着，声音小，却不含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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